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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周末记者 高原

戴上密不透风的眼罩，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把纸牌放在耳边听了听，接着，他对着卡片吹了一口气，又放在鼻子下闻了闻，之后准确地说出了纸牌上的花色;随后，他又用胳膊肘触碰了一下卡片，自称用体温感知到了卡片上画了哪些水果。

更让人吃惊的是，男孩把几张银行卡从眼罩前轻轻刷过，随后便准确无误说出几张银行卡的卡号，甚至还没忘记告诉大家哪张是借记卡和信用卡。

另一间教室里，一名老师在女孩面前迅速翻书，十几秒后，老师把书拿走，让女孩复述书中的内容，一本三十页左右厚度的书，女孩一字一句地背了下来。

这不是哪个近景魔术的现场，而是法治周末记者看到的一项名为“全脑开发”少儿教育项目的视频资料。

近年来，这样的培训项目正陆续出现在各大城市，在搜索网站上搜索“全脑开发”的关键词，各类培训班铺天盖地地映入眼帘。

事实上，“全脑开发”一词源于国外，但在欧美国家却备受冷落。为何这种教育会在我国蓬勃发展?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因为“全脑开发”培训迎合了中国家长急功近利的心理，也映射了中国父母的焦虑。

一面是对分数的狂热追求，一面是巨额利润诱惑，家长和商人携手，让孩子陷入了一个未知的尴尬处境。

“神奇”的全脑开发

刚刚过完4岁生日的强强很忙，除了游泳、英语、绘画这3门课程之外，每个周末，陈宇都要带着强强去培训班进行“全脑开发”。而初衷只有一个——“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这类机构大多从国外舶来，打着“右脑开发”“全脑开发”的招牌，“教学方式是通过快速展示‘闪卡、曼陀罗卡’等卡片，启发孩子思考，提高孩子智力。”陈宇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法治周末记者联系了一所从日本引进的“脑智开发”机构，对方展示了人脑的构造图并介绍了左右脑的分工等，“通过圆周率记忆课、扑克牌记忆课、连锁法记忆课等，可以有效地提高孩子的智力”。

在该培训机构，“闪卡”是出售的教具，每盒高达数百元，每一张卡之间并没有联系，有的是数字，有的是人物、动物、山川湖泊、天气变化。课程顾问表示，这几十张卡片通过课程训练，孩子都能记下来。

“我们会教一些方法，比如，把‘巫师’的图片记成‘50’，或者编一个故事，通过这样的训练，孩子的全脑都得到开发，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成效。”该咨询顾问说。

这种记忆方法被称为定桩记忆法。

这种方法让孩子们迅速翻书然后将文字等转换成图像或者编码，来迅速记忆，不过，中科院心理所附属北京中科青云实验学校副校长周德文坦言，这种方法中联想记忆和情景记忆的符号化标的最终会导致人的系统性混乱。

周德文表示，比如，记忆时要把“79”编码成“气球”“39”编码成“三舅”，要先记住这些编码，回忆时也先想到编码再将其进行解码还原，这对大脑来说其实多了两三步的运算，对脑来说反而是负担，而且会干扰原来的符号化系统。

“它不能够提升工作记忆能力，缺点是高于优点的。实际用处是没有的，作用只能体现在表演的时候，其他场景根本用不上。”周德文认为，从科学角度来讲，拍照记忆(图像记忆)可能是有的，但因编码和存储的信息量较大，往往导致记忆容量有限且保持时间极短。

　　一场表演性教育

然而，这样的课程价格并不便宜。

作为一名高中老师，杨冰知道除了补习文化课，学习方法更重要，但让她头疼的是，儿子的注意力很难集中。

杨冰给孩子报的培训班，内容包括无字天书、超感心像力、超感创作力等，学费一科就将近两万元。

培训班的老师给杨冰看了这样一段视频：一个孩子看完一本书后，能将书中的内容印到脑子里，随后拿一本空白的书，老师指定其中的任一页，孩子就能一字不差地复述出同页中的内容。

这让杨冰“有一点心动”，结果“报了3科，半年的工资就没有了”。

一位网友在知乎上发帖描述了自己参加全脑开发的过程。

“小学时父母给我报过‘开发右脑，成为记忆大师’20天的课程，收费大概几万元吧，我确实在短短20天记住了圆周率100位、《琵琶行》全文、《岳阳楼记》、三十六记等古文以及父母随意出100个数字或词语5五分钟内记忆，倒背如流，但并没有什么用。”他表示，因为记忆方法长时间不复习就会忘得一干二净，而复习有难度，大多数人做不到。

陈宇也发现，儿子根据杜曼教学法中的闪卡记住的只是字形，却无法联想到字词所指的事物和意义，比如，知道“湖水”，但单独看“湖”和“水”就茫然，能快速读出“床前明月光”，却不能单独认识每个字。

“在儿童教育中，表演性的能力是非常具有迷惑性的。”家庭教育家萧愚举例称，比如，珠心算的孩子，计算如飞，就像神童一样;有些练过七田真的孩子则翻书如飞，还能告诉你书上的内容。但是这些表演性教育，跟马戏团训练小狗数数、猴子认字没有太大区别。比如，杜曼闪卡的问题就在于，它割裂了记忆和理解的有机联系。

过时的舶来品

实际上，“全脑开发”概念源自国外。

上世纪60年代，美国物理治疗师格林·杜曼(Dr. Glenn Doman)博士提出一种用于脑损伤儿童治疗模式，后来被用来对正常儿童进行智力开发，这就是杜曼教学法，其中一个重要工具是杜曼闪卡。

杜曼于1955年建立了人类潜能开发研究所，在从事早期脑损伤儿童的治疗研究过程中发现：6岁前孩子的右脑有着难以估计的潜力，从而相信，杜曼训练法可以把很多“行为模式”输入中枢神经系统，不仅对精神发育迟滞和大脑受损的儿童有用，对正常的孩子也能够促进发育。

与此类似，日本的七田真也同样认为所有婴儿出生时都是天才。

七田真主张通过开发右脑来增进儿童智能，令左脑抑制右脑的能力消失。而受过右脑训练的孩子具有以下特点：看到文字及数字、符号，可用影像方式记入脑海，具有逆向的推算能力，直觉能力超强，有独特创造力和速读能力。

不过，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到，国外很多家长对杜曼闪卡和七田真既不熟悉也不了解。有人还曾专门咨询过欧美教育者，他们要么表示从来没听过，要么表示这是早就被欧美主流教育界所抛弃的理论。

事实上，对杜曼的批评在国外医疗界非常广泛，大多将其视为伪科学，甚至是“旁门左道”。

早在1968年，美国儿科学会关于残疾儿童的委员会就对IAHP(杜曼的人类潜能开发研究所The Institutes for The Achievement of Human Potential，IAHP)提倡的对于脑损伤儿童治疗方法提出了警告，并且在1982年再次发出警告。

资质成谜

其实在我国，近年来关于“全脑开发”培训机构的质疑声也从未间断。

2017年，一家名为“脑立方的培训机构”就曾因发布虚假违法广告被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

2017年8月，新华社对脑立方的无证办学等问题进行报道，报道次日，上海市相关部门发出行政指导书，要求脑立方上海分公司在未申请到办学许可证前，停止培训业务;不得再为在班就读的学员开授新课。

2018年2月，上海市工商局公布的12件典型虚假违法广告案例，脑立方也位列其中，被处罚款38万余元。

事实上，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举办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应经人社部门审批。但一些针对培训端的脑力开发机构并不具有办学资质。

熊丙奇介绍，由于教育部门对于教育培训的场地、师资、消防等要求比较严格，一些培训机构选择到工商部门或民政部门登记，将经营范围定在教育咨询、家政服务等方面，并不提教育培训。

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即便一些培训机构超范围经营，将手伸到了教育培训领域，从事教育培训的老师不具备教师资格，消费者遭遇退费难等权益受损问题，也很难受到查处。

熊丙奇认为，正是这种“两边管漏”，让一些培训机构“挂羊头卖狗肉”。因此，减少培训机构市场乱象，保障消费者权益，需要教育部门、工商管理部门等，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培训机构资质严加审核，并加大对其超范围经营、无证办学等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

同时，需要教育部门、工商部门加强信息沟通和协作，对鱼龙混杂的培训机构进行排查，形成工作合力，补上监管空白。

去年全国两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谈及“减负”问题时表示：“各种成功学、培训机构的广告满天飞，带来的结果就是家长的口袋空了，学生的负担重了，学校的教学秩序乱了。”所以，有一些不符合教育规律、不符合孩子健康成长需求的理念到处流传，给家长制造焦虑，给孩子制造负担，这种现象绝不允许。

除了监管，让更多的家长认识到全脑开发的真相也迫在眉睫。

“是否能有人告诉我们，这些到底是不是伪科学，究竟有没有用，我们也不想自己的孩子成为实验品。”陈宇的困惑，正是很多家长的心声。

“其实这些培训机构宣称的记忆方法，只要经过一定的训练，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掌握。”有专家表示，掌握这些方法，并不意味着智商会高于他人，更不能说以后取得的成绩也会高于他人。比知识以及知识策略更重要的是我们对知识的兴趣和态度，如浓厚的学习兴趣、好学的学习态度、乐学的学习体验，这些才是支撑一个人学习能力持续发展的最关键要素。

责编：高恒涛